中国学科发展战略·转化医学

第一节  提出背景

一、基础研究未带来健康水平大幅度提高

自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于1970年宣布攻克恶性肿瘤计划开始，美国到现在 用于肿瘤防治方面的研究经费已经多达2000多亿美元，全球则多达4000亿 美元，但只获得了 156万篇相关的研究性论文。其中，80%的论文在研究中 使用的是果蝇、小鼠等动物模型，大多数适用于实验动物的技术或药物在人 体上却不能发挥作用，所以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没有被充分体现，如此大量 的资金投入并没有带动肿瘤防治的进步，而且由肿瘤导致的死亡率也没有发 生变化。与之相对应的是，肿瘤的发病率不断升高，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最 大杀手(Lehmann et al, 2008)。美国经过长达4年多的论证，终于在1990 年10月正式启动人类基因组计划。经过众多科学家的合作，2003年4月完 成了人类基因组测序。如今，人类基因组计划虽已完成，但肿瘤的临床治愈 率并没有因此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最初的期望基本落空。也许唯一能够与投 入的天文数字般的科研经费相匹配的研究成果，只有这156万篇与肿瘤相关 的研究论文(桂永浩，2007)。

二、医学科研与临床需求之间严重脱钩

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脱节，科研投入与产出严重失衡，实验室的研究成 果难以转化到临床实践中。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大多不是以临床应用为 出发点进行研究，而临床工作者又缺乏从事基础研究的条件，所以基础研究 与临床应用之间缺乏真正的交流与合作，二者之间存在一条无形的鸿沟 (Butler, 2008)。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崛起，疾病机制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但 并没有带来新的诊断、治疗、预防的方法(Katz, 2008)。2004年的一项统 计显示，6种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于1979-1983年刊载了 101篇声称“具有广 阔临床应用前景”的研究报告，但到目前为止，被获准应用到临床的仅有5 项(Liu and Lu, 2008)。据报道，在我国每年取得的约3万项重大科技成果 中，平均转化率仅为20%,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10%,而医药科技成果 的转化率更是不足8%。很显然，投入与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巨大差 距对于纳税人、政府、研究人员和企业各方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张勘, 2012)。所以，人们必须思考未来医学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一基础研究必须 回答并解决临床问题。

三、疾病谱的转变使医学研究模式发生转变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转变，疾病谱已经 从以传染病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复杂性疾病的发病率日益增高，使医疗消耗不断增加，经济负担也 越来越沉重，因此慢性病的早期防治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而这类 疾病除了与人体结构及功能相关外，还涉及环境、种群、生物圈、心理等因 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多因素导致的，所以传统的单因素、单靶点的研究方 法已无法满足慢性病防治的需要。慢性复杂性疾病的研究需要多学科、多因素的研究模型。

四、基础研究积累的大量数据需要进一步解析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崛起，基础研究已进入组学时代。蛋白质组学、基因 组学等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但如何充分利用这些数据,使其解决临床问题成为急需解决的难题(陈发明等，2011)。这就需要多学 科、多领域专家的有效合作。时代正在呼唤整合的系统生物学的来临和转化

医学的诞生(Minna and Gazdar, 1996) o

五、基础研究、医学实践和药物开发三者需要整合

新药的初始研发只在实验室中进行，而只有进入安全测试和临床试验阶段才不得不正视临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5000-10 000个转化物中 最多有250个能够进入临床前的研究，其中只有5个能进入临床试验(王桂 芳等，2013)。新药研发的成功率越来越低，其原因在于：现在对新药的要求 不仅要有确切的疗效，而且更加注重药物的安全性；慢性、难治性疾病的病 理因素极其复杂，通过单个药靶很难阻断其病理进程，因此需要进行多因素、多靶点的研究，开发针对多个靶点的药物，这在无形中加大了研发难度；传 统的研发模式已落后于时代的需求，甚至制约了医学的发展，用于动物疾病模 型的安全性评价结果不能完全适用于人，多数对模型动物有良好效果的新药运 用于人体却不能发挥作用，所以传统的新药研发模式浪费了大量的资源，而获 得的能适用于临床的新药却少之又少(白毅，2010)。一个新药的研发，平均需要2. 8亿美元，但医学的根本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刘小荣等，2011)。

在全社会迫切需要消除影响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进而提高人类健康水平的呼声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 高。转化医学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第二节  转化医学的内涵演化

 

目前针对转化研究有各种定义，学界尚未形成一致意见：①鉴于基础与 临床之间只是偶尔的、不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将转化研究理解为连接基础与 临床的“桥梁"，还是将其理解为一种介于基础与临床之间新出现的“地带” (interface),作为一个独特的领域而存在？②转化研究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 是否还应包括通过这一过程为促进转化而采取的一系列干预策略或行动？③ 转化研究应分为哪些阶段以及各阶段的分界点是什么？目前主要有两类概念 模型和两种理解方式。

受现代分子生物学快速发展的挑战而提出的转化医学理念20世纪60年代及之前的实验医学时代，医学成果往往来自临床科研人 员(physician-scientists)的主导研究。临床医学与实验室紧密结合，促使基 础研究中的发现可以在临床实践中迅速得到应用。20世纪70年代，分子生 物学兴起并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割裂，原 来临床科研人员的时代开始终结，随之产生大量的在基础医学领域出类拔萃 的顶尖科学家，以及在临床医学领域成绩卓著的医生。这两类人才在自己的 研究轨道上并肩前进，分别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彼此之间的共同语 言、沟通和交流却逐渐减少。虽然其间也有很多基础研究的结果逐渐向临床 转化，但已无法满足临床医学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需求(赵玉沛，2011)。

1966年，《生物科学》｛Bioscience')杂志首次提醒人们关注由于美国国 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在生物医学 (biomedicine)领域的科研投入和美国制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大幅增长而出现 的科学知识爆炸现象。鉴于1964年美国近一半的生物学(包括药理学、生物 化学、生理学、病理学、临床医学)科技人员都在制药企业工作，有研究详 细讨论了在促使新药研发从实验台到病床转化的每个阶段这些科技人员扮演 的角色(Mckinney and Stavely, 1966) ； 1968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NEJM)中提到“将吞噬细胞的研究从 实验台转化到病床"的观点(No author listed, 1968)； 1974年,S. Wolf在 NEJM上发表了题为《实验室与病床之间真实差距》(“Real Gap between Bench and Bedsidew)的编者按，认为应将基础研究的丰硕成果快速地应用于 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转化滞后的原因在于我们在“知识爆炸” “数据爆炸”的 年代未能很好地理解、整合可获取的数据知识(Wolf, 1974)； 1992年, D. W. Choi在《科学》(Science)杂志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概念(Choi, 1992)； 1996 年，Geraghty 在《柳 叶刀》 (Lancet)上首次提出“转化医学”这一新名词(Geraghty, 1996)；同年, 《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提出转化研究时代已经到来(Minna and Gazdar, 1996),见图 1-1。

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03年，时任美国NIH的院长Zerhouni在《科 学》杂志上发表了 NIH路线图["Roadmap (2003)”],强调开展跨学科研究 与转化研究，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临床治疗手段(Zerhouni, 2003)。从此，转化医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二、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主要包括T模型(T models)和过程模型(process models) o T模型描述转化研究的主要阶段和要素，强调转化瓶颈(translationalblocks)或障碍(Khoury et al. , 2007； Rubio et al. 9 2010； Rubio et al., 2011)；过程模型主要强调转化研究所经历的关键步骤。两类模型都起始于基 础研究发现，然后是临床试验，直到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T模型

该模型主要有2T、3T、4T模型几种类型。2T模型由Sung等提出，其 中T1阶段是从实验室获得的对疾病机制的新认识向新的诊断、治疗和预防 方法及其在人体上的预实验的转化，T2阶段是指临床研究结果向日常的临床 实践和卫生决策的转化(Sungetal. , 2003)。Westfall等的3T模型中，T1 阶段是指从基础研究到人的临床研究(也包含早期临床试验)之间的转化, 将Sung的T2阶段划分为T2和T3阶段，T2阶段包含临床研究到以实践为 基础的研究(practice-based research),即从早期临床试验向DI、IV期临床试 验的转化，通过形成临床指南、荟萃分析(meta分析)和系统综述可反映这 种转化；T3阶段是指从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到具体实践的转化。该模式的终 点是临床实践，而不是健康改善(Westfall et al. , 2007)。Dougherty和 Conway于2008年也提出了 3T模型，其中T1阶段旨在检测临床有效性, T2阶段旨在检测哪些人能从治疗中受益，明确“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 式，将正确的治疗应用于恰当人群”的相对效益，最终将研究成果转化为临 床实践指南以及用于指导医生工作、患者就医以及卫生政策制定的相关证据; T3阶段旨在研究如何将循证治疗、预防等措施有效地提供给所有患者，从而 提高个体和人群的健康水平(Dougherty and Conway, 2008)。4T模型由 Khoury等于2007年提出。其中，T1和T2阶段也区分了临床有效性和临床 疗效；与Westfall类似，T3和T4阶段将临床指南后的转化研究做了更细的 区分，其中T3阶段涉及研究的传播、实施与扩散，T4阶段则在临床和社区 实践推广应用的基础上，对其产生的卫生效果(health outcome)进行后效评 估(Khoury et al. , 2007) o 3T和4T模型较受认可，包含了 “基础、临床、 预防策略与卫生政策"的全过程。

(-)过程模型

该模型强调转化路径和过程。有学者在T模型的基础上描述转化研究的 路径。其中，Ernest等最早提出的转化路径描述了 T1阶段，即加速科学发 现到新的临床模式研究的转化，包括肿瘤的风险评估模式(以生物样本为基 础的风险评估、以影像为基础的风险评估)和干预模式(药物、免疫应答修 饰物、干预手段、生活方式改变)(Hawk et al. , 2008)。Drolet与Lorenzi 提出了生物医学研究谱段(biomedical research continuum)这一过程，涉及 从实验室基础发现到潜在人体应用的转化、潜在临床应用到证明有效且安全的 临床应用的转化，以及到临床实践的转化(Drolet and Lorenzi, 2011 )o Schweikhart与Dembe提出临床与转化研究的精益六西格玛(lean and six sigma)管理模式，对每个过程都制定了管理策略(Schweikhart and Dembe, 2009) 0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Trochim等提出的转化研究过 程标记模型(process marker models)倾向于对转化研究的全过程进行评估 和测度，并确定了转化研究的关键步骤不是表现为T模型，而是分别描述为 基础研究系统、临床试验系统和实践系统；该模型旨在评估转化研究的过程 以减少转化时滞，在概念界定和测度上更具可操作性(Trochim et al., 2011)。Lane与Flagg提出的知识需求模型明确了研究发现、技术发明和成 果创新3个阶段的知识产出和转化需求，指出知识应用及由此产生的良好的 社会影响需要将成功状态的知识有效传播给各类利益相关方(Lane and Flagg, 2010)。Ogilvie 等确定了证据集成(evidence synthesis)在促进多源、 跨学科知识向公共领域转化中的关键作用(Ogilvie et al. , 2009)。

T模型比较适于对转化研究进行微观测度，比如恶性肿瘤、心血管疾病 领域的基础研究、临床研究、政策制定之间是否正在发生转化、哪里在发生 转化、转化的内容和中介是什么等。过程模型注重对转化研究的过程(或子 过程)的标记，强调重要的、关键性的、里程碑式的成就，适于对转化研究 进行宏观评估。

(三)转化医学全谱段 (translational science spectrum)

美国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ing Translational Sciences, NCATS)将转化研究的阶段分为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临床研 究、临床实践、公共卫生五个要素，以及两两之间的转化过程(图1-2)。

图1-2美国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转化研究全谱段模型

(1)基础研究：主要是探索生物体、疾病和行为的基本机制。转化研究 谱段上每个过程都建立在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同时又反馈于基础研究。很多 研究所、中心都在承担NIH基础研究工作；NCATS的科学家通常不做基础 研究，但是NCATS在各谱段上所做的转化研究结果都能反馈给基础研究。

(2)临床前研究：这是基础研究和人体医学的纽带。科学家基于在实验 室和临床上做出的成果发现，来进一步研究疾病或症状的原因，并寻找治疗 的途径。通过细胞模型、动物模型、人体或动物组织的样本对科学假说进行 验证，在生命系统内对药物、器械和诊断方法进行计算机模拟。

(3)临床研究：包括针对人进行的有关干预措施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 验，以及行为研究或观察研究、卫生服务研究、对新技术的验证和优化研究。 很多临床试验的目的是验证产品是否已达到被政府监管部门批准上市的水平。

(4)临床实践：包括干预措施在日常诊疗过程中的采纳和使用，也包括 评价药物或器械临床试验的结果，找出新的临床问题和治疗需求。

(5)公共卫生：包括在人群中研究疾病带来的影响，以及预防、诊断和 治疗疾病的健康结局，帮助科学家改进干预措施，或开发新的有效的干预 措施。

这五个要素之间的转化不是线性的、有向的，而是互相交叉、互相启发、 互相借鉴。针对每个转化过程，NCATS的职责是开发新的方法、验证是否 有效并传播研究结果。对于这五个要素来说，患者参与是重要的核心。

NCATS对于“转化”和“转化医学”的定义如下(NIH, 2015) 

“转化”是指将在实验室、临床和人群中的观察和发现转化为能够改善个 人健康和公众健康的措施的过程。这些措施包括诊断与治疗方法、医疗规范、 行为方式等。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science)如果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来理解，是 指研究每个转化过程、每个步骤下所含的科学问题、所需的实践准则的学科 领域。

转化医学的阶段模式包括双向六阶段，即基础研究一临床前研究一临床 研究一临床应用一社区应用_医疗政策。

三、理解方式

2013年，时任美国国家转化科学促进中心主任Barbara Alving主编了 《转化医学的国际视角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Translational Medicine—What, Why and How: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书，负 责临床与转化科学基金(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Science Awards, CTSA) 评估工作的匹兹堡大学Rubio教授和康奈尔大学Trochim教授撰写了 “转化 研究评估”(“Evaluating Translational Research") —章，认为转化医学同时 包含了 “转化型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和“针对转化开展的研究” (research on translation) (Alving et al. , 2013)。这实际上是对转化研究的 两种理解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不具备“转化”特征的研究很少，如 科研人员经常将其研究发现描述为新颖的(novel)、可靠的(promising)、 独特的(unique)或有潜在的使用价值(potential use)、潜在的应用价值 (potential application)等新发现，或对疾病有潜在的治疗和诊断价值。

(-)转化型研究

转化型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涵盖了基础、临床与预防，包含了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持续性病 毒感染中病毒与免疫细胞的相互作用：从基础研究到免疫治疗与预防策略”, 题目就是明显的“转化型研究”。其不仅开展基础研究，有了基础发现之后, 还要开展临床验证；在临床个体或小规模群体验证的基础上，还要开展大规 模人群的预防策略研究。

（二）针对转化的应用研究

针对转化的应用研究（research on translation）,即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进行转化研究。已有成果可以是自己的成果，也可以是他人的发现。这种研 究侧重应用研究或验证研究，可作为我国当前在医学原创成果较少的情况下 开展转化研究的选择。

四、我国应考虑的转化医学模式与路径

（-）从健康需求和临床问题出发，驱动最基本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

现代基础研究的发展受“双力驱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基础研究 的推动力已经超过单纯的科学自身发展的牵引力；基础研究更加注重服务于 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需要（陈宜瑜，2006）。在生物医学领域，科 学家和科技政策专家越来越强调要加强转化研究，以直接服务于国民健康的 目标为指引，驱动最基本的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并强调基础研究成果向临床 实践和公众健康的转化。科学研究具有明显的社会属性；任何研究都要真正 地施惠于人类社会才是其最终价值的体现（董尔丹等，2014）。因此，我国从 事生命科学和医学科学的科学家不仅有着探索生命世界的奥妙及其规律、认知 人类健康与疾病的机理的使命，也肩负着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临床诊断、治疗、 康复手段的使命。同时，来自临床的重大挑战常常也是基础医学研究的源头、 活水。转化医学是实验室向临床和临床向实验室双向转化的一个学科。

（二）兼顾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双轴医学转化路径

转化医学不仅仅是一个临床医学的概念。很多先进的技术和药物研发出 来并进行临床试验之后，要到达合适的人群，还需要大规模的临床疗效研究 和成本效益分析，确定最适当的方法和策略，由预防策略和卫生政策推进其 应用。结合中国国情，陈竺等提出了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双轴医学转化路径。 因为在超过14亿人口的大国，健康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强调公共卫生、强 

调预防为主、强调医学科技向公共政策转化。所谓T1？T4阶段转化的模式, 即从基础研究向临床研究的转化，从临床研究到高新技术的转化，从高新技 术到临床适宜技术的转化，最后，是从适宜技术到公共卫生政策的转化。每 个环节的转化可能是双向的，甚至是跨环节的(Chen and Zhou, 2011) o

笔者认为，转化医学是一个没有“起点”和“终点”的循环式研究模式, 是从实验台到病床边的连续统一体。其具体步骤为：在实验室的基础研究中发 现与疾病发病机制有关的信息后，评估该信息是否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开发 候选诊断、治疗方法、器械，开发出的产品再进行临床前优化研究，同时评估 并决定应用于人类的价值，选取有潜在价值的产品进行人类临床试验，临床试 验证实其疗效后申请广泛临床应用，在临床使用中进行再评估(图1-3)。

图1-3转化医学的步骤

 

笔者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都应视为转化研究。

(1)将基础研究、临床前研究转化成能使患者受益的结果；

(2)从临床观察到去实验室里研究疾病的具体机制；

(3)从研究成果到政策修订，会影响到人群健康和医疗保健的政策。

第三节科学意义与战略价值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的决胜阶段，也是大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推进医学科技创 新、打造健康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理念置于 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充分发挥科技创 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并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两项重要任务，体现了中央对科技创新和全民健康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转 化医学的核心，就是在从事基础科学发现的研究者与了解患者实际需求的医 生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特别集中在基础分子生物医学研究向最有效和最适 合的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模式的转化。

一、弥补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脱节，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美国NIH,大量的生物医学研究都是由高度 专业的具有科学博士学位的人承担，而同时具有医学博士学位和科学博士学 位的人(MD-PhD)越来越少。同时，美国制药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越来越 高，但产出的新分子实体药物却越来越少。因此，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 间形成了一条鸿沟，Butler称之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死亡谷” (Butler, 2008)。而转化医学举措的最终目的就是打破基础医学与药物研发 和临床医学之间的固有屏障，在其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从实验室到病床, 把基础研究获得的知识和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治疗的新方法。让患者从基础 医学的进展中最大受益。2011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从全局出发，论 述了转化医学对将医学科技转化为全体人民健康效益的重大意义(Chen and Zhou, 2011)o

二、能更好地适应人类疾病谱的巨大变化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类疾病谱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肿瘤、心血 管疾病、遗传和代谢性疾病为代表的多因素致病疾病的发病率急剧增加。这 类重大疾病往往存在复杂的基因突变，用单因素致病的传统研究方法已经无 法满足疾病的诊断、治疗、预后判断、危险因素评估和预防措施的需要。

三、有望解决医疗费用高、新药研发慢两个重要医疗问题

从国家政策角度看，对转化医学的关注不仅有望提高患者治疗与疾病预 防水平，而且有望解决医疗上的两个重大问题一医疗费用越来越高、新药 研发越来越慢。在取得同等临床疗效的前提下寻找最经济的诊断和治疗手段, 

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面临的共同选择。如果可以事先分辨出哪些患者能从某种 治疗药物中受益，或者知道哪些治疗药物很有可能会对某些患者产生严重副 作用，就可以为整个医疗保健体系节约大量的医疗资源和费用；同时，大多 数后期新药研发的失败是由于其疗效不确定。究其原因，往往是对药物靶点 和疾病生物学之间的关系缺乏了解。由于基础和临床的脱节、早期临床和后 期临床的脱节，传统的研发模式根本不能适应靶向药物的研发需求。如果一 种药物针对的靶点涉及不同疾病领域，那么我们就可以基于对药物靶点在不 同疾病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达到一种药物治疗多种疾病的目 的。另外，根据患者对药物治疗的不同反应，将患者进行分层治疗，可以使 新药临床试验的规模减小、持续时间缩短和成本降低，从而促进新药、新诊 断和新预防措施的研发和应用。

四、能够大力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效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医药产业是关系到国民健康、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 产业，也是世界主要国家抢占经济与科技发展制高点的重大战略竞争焦点之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药物研发的平均时耗以及研发开支均明显增加, 而过去20年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准的新化学实体和新生物实体却大大减少了，投资回报也明显降 低。传统新药开发的模式中存在基础与临床严重脱节问题，基于“试错法” 的研发手段产耗极高而产出极低。转化医学通过在实验室与临床之间建立过 渡和连接，基于多种手段更早获知药物风险/受益情况，帮助研发团队更早发 现具有潜力的分子，助力于新药研发，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培育经济新 增长点。面对全球医药产业国际化的发展形势，如何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把握机遇、基于转化医学的理念全面提升制药产业核心竞争力已成为我国制 药产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五、有助于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医学科技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创新理念置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把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并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两项重要任务，体现了中央对 科技创新和全民健康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医学科技创新是我国民生科技工 作中非常重要的战略重点，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先进适宜的医药卫生技术，同 时，也促进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为人民健康提供了更加有效的技术保障。我 国现行医学科研体系存在低水平重复研究、系统性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等弊 端，严重影响了我国医学研究的整体规划、有效整合和可持续发展。当前, 随着我国第三阶段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推进，加强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优化 行政部门、研究机构、企业等主体在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优化科技 研究和转化的政策环境以提升研究质量、推动成果转化将成为我国科技体制 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转化医学强调搭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平 台，使政府卫生管理部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工业界、医药卫生产业链 全部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协同创新与整体发展。

总之，应对我国人民健康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方面需要改革体制机制, 另一方面需要医学科学的进步及创新。大力发展转化医学是健康科学发展的 必然要求，面对不断攀升的慢性病发病率，面对医改重任，中国转化医学已 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